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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:采访是一场抵达

网站:公文素材库 | 时间:2019-06-24 19:57:59 | 移动端:柴静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:采访是一场抵达

《采访是一场抵达》

“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,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,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。”------柴静

没有夯实的报道,评论只是沙中筑塔

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,就越容易形成判断,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。

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,往往是来自于无知,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,就越容易形成判断,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。

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,把它拿到胸前,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,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,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,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。

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。报道就要求精确,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,没有这个基础,评论往往就是议论、想象,而不是事实。

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,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,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。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,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,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,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。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,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,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,要想变得粗壮、强韧,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,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,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,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。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,到现在十年了。

采访是呈现,不是评判

采访不是用来评判,采访是用来了解;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,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。

我觉得对我来说,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,“我认为我是对的”。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,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,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,他说什么叫专制,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,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,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。

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,他拍的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,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“雾社事件”,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。

魏德圣说,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,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;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,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。反抗和暴动,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。都只有两句话,都很简单,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:“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?”

魏德圣说,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,受过很多的冲击,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,觉得很牛,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。但了解越深,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,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,那个人跟他讲,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,他是一个流氓,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,他控制欲很强。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,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?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,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,他突破了概念,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。

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,可怕在哪?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,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。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,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,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、不安、危险,还有进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,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,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,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、观念。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,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,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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